开云体育,开云体育官方网站,开云体育APP下载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小武基村是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城中村。在土地规划、城市地理学的范畴内，“城中村” 主要指在城市化扩张中转型不完善而兼具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社区。之所以得名 “城中村”，主要是因为其坐落于城市区域内，但其内部的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等依旧延续了乡村的生产生活传统。城中村伴随着中国加速的城镇化、农民工群体的大量流动而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边缘地区用地被大范围纳入城市规划之中，大量的村落因此被包围其中，但因为村民补偿和土地安置费用巨大，城市政府大多选择 “获取农村耕地、绕开村落居民点及村民”③的办法。于是，城中村成为中国大城市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大量外来人口寄居于此，原住村落逐步聚集起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流动社群。

　　大城市中现代都市风貌与星罗棋布的城中村的共生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特色。据传，小武基村旧时有集市，每月初五赶集，“五集” 的谐音是 “武基”，又因为其东南处有一个叫作 “大武基” 的地方，因此得名 “小武基”。小武基村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位于东四环外。从地图上看，小武基村的背面是北京欢乐谷，一个主题公园，村中有一条名叫 “萧太后” 的小河，历史上说此河通航运，现如今几乎变成了一条小溪。河两岸稀稀疏疏地有一些饭馆、修车铺、水果摊。听住在村里的骑手说，村落很大，有数千人。

　　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和学生第一次来到小武基村。相较于不远处林立的高楼，小武基村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站在村口，除了听到萧太后河水流的哗哗声，还能够看见不远处烟雾缭绕的烧烤摊，听到偶尔传来的水果叫卖声。与珠三角地区的 “握手楼” 类似④，小武基村里的建筑密集，纵横交错。但历经多轮城建改造，小武基村剩下的大多是两三层的建筑。这些建筑多由当地村民建造，为了出租方便，一般是建成联排的出租屋。走廊狭长，站在楼梯口能够一眼望到头。大部分出租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稍微好一点的有单独的厨卫。走进村里，扑入眼帘的是拥挤感和烟火气。楼梯附近的电线杆上缠绕着一圈圈杂乱无章的电线，电线杆之间的细绳上晒满了各色衣物，窗户外的护栏边堆放着装在编织袋里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杂物。街道望过去一片漆黑，只有路灯下的一圈亮着，大人找了野餐垫铺在地上，围在一起打牌，孩子在旁边打闹。走过一排排出租屋，可以看见已经收工回家的人蹲在水龙头前洗脸或者在布满油污的炉灶前炒菜。

　　北京城在过去二十年急速扩张，不得不在近些年采取人口严控的政策。其中有两条 “红线 万的常住人口总量不能突破、城区人口总量 1080 万不得突破。在过去的十年间，北京的房价增长了 5-10 倍之多，高昂的房价与租房成本成为其限制外来人口的重要工具。为了养家糊口，外来流动人口自动聚集在诸如小武基村这样的城中村中。这里有相对低廉的房租和熟人关系。在小武基村住，一个单间一个月大约在 600-1000 元，根据面积、是否有独立厨卫而存在差异。也有的骑手与自己的配偶、孩子住在一起，他们租的房屋面积相对大一些，租金在 1000-2000 元左右。我们对历年北京骑手的租金状况做了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间，月租金在 1000 元以下的骑手占比在四五成左右，月租金在 1000-2000 元的骑手占三四成。选择月租金在 1000-2000 元的骑手中，七成以上都是与家人、老乡或者朋友共同租房。此外，在调研中，80% 以上的骑手认为北京的租金正变得越来越贵。

　　在既往的研究中，城中村一直被视为一个需要整治、规范的杂乱空间。一方面，政府对违规建筑、电动车违规充电的间歇性整治加剧了人员的不确定性流动；另一方面，城中村经常出现的 “蜗居” 情况，也让大部分寄居于此的人成为被治理的对象。2017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大兴一场因电气线 人受伤。这起严重的事故使政府开始大规模整治违规经营和违规出租，其中，对于电池、电线、电动车的违规操作成为重点调查对象。对于外卖骑手而言，他们不得不时常面对突如其来的检查。

　　尽管外卖骑手这样的过渡职业由五花八门的人群组成,但 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跨省流动务工人员。?这样的 人口来源决定了外卖骑手大多要奔走于老家与城市之间,成为 城乡两栖人。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往往使大部分骑手对于留在城市不抱希望,挣了钱回老家是他们最本真 而朴实的愿望。因此,他们在大城市并不讲究居住条件,更愿 意省下租金来补贴远在家乡的老人、孩子、配偶等。老家对于 骑手们来说,是一个拥有美好憧憬的空间。他们在地化的辛勤 劳动往往寄托于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攒出足够多的钱,回到老家, 翻新老屋、购买县城的房子,或者让老人、子女享受更好的生 活条件。老家这条线牵引着骑手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是骑 手在重复而又忙碌的送单劳动之余为数不多的情感慰藉。

　　认识张文友是在202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是美团同城核 心 的众包骑手,也在小武基村住。我通过电动车店的孟天河联 系到了他。张文友四十岁,曾经在西藏昌都当过16年兵,退役 后去山东潍坊找到了一份消防工作。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经历 了一段并不顺利的婚姻。2020年,他离了婚,带着九岁的大儿 子回到了老家贵州,而小儿子被法院判给了前妻。在毕节,他 与兄弟贩了一段时间的水果,生意并不如意。2021年,张文友 再婚了,找了一个附近寨子里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子。他听说那 女子也是离异,便主动找她搭伙过日子。两人很快结了婚,并 有了一个儿子。2022年春节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张文友想 来想去,鼓起勇气只身来到北京,决定在这里闯一闯。

　　几经周折,张文友在孟天河的介绍下开始跑美团众包,并在小武基村河东侧租了一个小单间,月租530元。其中租金500 元,网费30元。他对于自己的小单间十分满意,主要是因为便 宜。的确,这应该算城中村里最便宜的房租了。大概只有两三 平米的样子。一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柜,够了。张文友笑着 说。我几次提出想去看看他的房间,他显得十分不好意思,说 没啥可看的。房间里外都没有厨卫。平日张文友使用村里的 公共厕所;想要洗澡的话,就去桥对面的一家澡堂,洗一次8 元。遇上夏天出汗多、洗得勤,张文友舍不得花钱,有时就会 找个脸盆在屋子里擦擦身,隔几天再去澡堂。

　　张文友挂念着老家的亲人。父母年纪大了,和两个儿子住 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因为与当地政府谈不妥搬迁费用,他们 没有搬下山,如今变成了村里唯一一户住在山里的人家。下暴 雨的时候,山体会动,安在我们家旁边的山体地动仪会响,房 子已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真害怕哪一天,山体滑坡,连着我 们的房子全部推下去,就完了。聊天的时候,我和学生们给他 出主意,让他拨打当地政府的市长热线,他摸摸后脑勺,为难地说回头试试吧。

　　张文友的大儿子上六年级,与后妈一起生活,难免叛逆。 张文友在外务工,觉得愧对大儿子。为了减少母子间的摩擦, 张文友在学校附近餐馆给儿子订了午饭,放学后他可以过去吃 饭,不用回家。张文友还给儿子买了儿童手表,保证儿子可以 随时给他打电话。大儿子隔三差五就跟张文友要零花钱买些瓜 子糖果之类的,张文友也不过问,一般都会给钱。有一次,儿 子打来电话,告诉张文友自己在米粉店吃了11块钱的粉,让他 付钱。他加了米粉店老板的微信,转给老板11块钱。后来打电 话过去,老板告诉张文友,他儿子只吃了3块钱的粉,把剩下 的8块钱套现拿走买零食了。这让张文友十分生气。

　　在来到北京半年多的时间里,张文友从分不清东南西北到 对北京无比熟悉。不夸张,整个北京城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替人跑腿,送餐、送文件、送鲜花、代办 事……与其他我遇到的骑手不同,张文友喜欢全城跑,因为这样接到的单子路程远、金额大。他每天六点半出门,晚上十点 回家。一日三餐在跑单路上解决。他给自己定的额度是每天跑 200公里。这样可以保证每天有400-500元的收入。在跑长距 离的订单时,张文友会走神,会想家。他会想他的孩子,他的 婚姻,还有他在西藏当兵那些年吃过的苦。

　　与其他骑手相比,张文友的婚姻家庭略显复杂。他经历了 婚姻重组,这使他不得不更加用心地维护现有的家庭。对于很 多已婚骑手来说,来大城市送外卖意味着长期的异地分居,这 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了挑战。但即便如此,调解家庭矛盾、与妻 子和儿子沟通依然是他在北京努力奋斗的动力。亲情的联结与 对于家乡的空间想象让他觉得安心。等单的时候,张文友偶尔 会与孩子视频。他对着屏幕笑,儿子喊他爸爸,有时候会眼泪 汪汪,看得他难受。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家不能回本身也构成了区隔劳动 的一部分。正如蓝佩嘉在描述东南亚女佣时所强调的,她们之 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而出国工作,是因为空间上的转移使她们 从家庭领域的无酬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国际空间里的有酬劳动力。对于骑手而言,空间上的跨越和分离是其获得高收 入所付出的代价。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选择流 动。在此过程中,老家是承载其寄托和希望的港湾,对于老 家未来的美好想象与建构支撑着外卖骑手在大城市的空间拓展。 送单劳动是一种阶层化的空间转移劳动,它用农村过剩的劳动 力供给填补了城市发展中对于便利的需求。大量的劳动人口因 此不得不变成城乡两栖人,服务于空间上同时等候的两批 人--客人与家人,并不得不更加偏向于前者。

　　新冠疫情下的流动劳动也时常因为疫情管理而变得更加琐碎、间歇。病毒传染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骑手送餐的风险。疫情初期，这种风险来自个体对可能被传染的担忧，而到了疫情后期，更多的担忧则来自因为疫情管理无法正常外出送单。没有收入来源变成了最需要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很多小区或城中村执行 “只出不进” 的政策。为了逃离封锁，许多骑手不得不选择 “睡大街” 或者 “住帐篷”，送外卖的劳动者失去了歇息之地，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居无定所的流动劳动。同时，这样的流动劳动，也让不少骑手有了难忘的经历。一些骑手以此作为谈资，与我分享。

　　2022 年 5 月，因为疫情，吴之峰所在的周口村被封。他无法正常出来跑单。他去找村大队，要求做志愿者。在后面的二十多天里，他每天跑到村口，协助村委管理人员出入、登记车辆、检测体温核酸。5 月底，北京城区解封，村委为了确保安全，要求 “只出不进”。吴之峰与妻子、两个孩子、丈母娘住在一起。一家人等着吃饭。他十分想出去跑单。通过做志愿者的关系，村大队给吴之峰开了 “出村不返回” 证明。吴之峰带了一床毛毯和几件换洗的衣物，告别家人，从六环外的周口村赶进城区，开始跑单。吴之峰每天从早晨 6 点干到晚上 10 点。下线后，他就找个户外的地方睡下。

　　那天晚上，我已经进入深睡眠状态，说实在的，在家里都没有睡那么舒服。我发现有人拉我的裤子，特别夸张的那种。我当时想这是不是在做梦。对，然后我感觉眼前有一张脸，热乎乎的，谁的嘴在靠近我。我睁眼一看，直接跳起来了。我直接一个锁喉，立马伸手掐住那人脖子。他个子挺高的，比我都高。我估计最多也就一秒钟的时间，不到两秒钟，我心里的善念已经出来了。(毕竟) 这个是公共场合，谁都可以来，我还不知道对方是恶意还是善意。所以我心里就想不能掐得太严重了。我要掐太重死了，到时候一报警，我就有麻烦，是吧？所以就掐得比较松。

　　第二天，吴之峰立马联系了妹妹，要了一个帐篷。之后的露营，他都睡在帐篷里。“拉上拉链，就没有人敢轻易动我了”。又过了几天，吴之峰的同事说另外一个闪送员的小区也封闭了，他没法回家。吴之峰听到了，觉得应该帮他。吴之峰与那个闪送员加了微信，两人一起搭伴过夜。这样吴之峰的心里也踏实一些。吴之峰从小在外打工，随遇而安是早已养成的本事。虽然经历了被骚扰的惊险，但是这仍旧没有打消他在外露营的想法。最长的一次，他有四个月在外露营过夜，用他的话说，就是 “四个月没见过屋顶”。

　　我在 2022 年 5 月的时候找他吃饭，那段日子他正好 “露宿街头”。我们聊天，他热情地向我传授野地住宿的注意事项和经验。他在五金店买了一个便携卡式炉和一口小锅，每天给自己做两顿饭。他计算好了每顿饭需要的火候，两顿饭一小罐燃气正好够。大部分时候，吴之峰给自己煮面、煮粉，有时候，他会做一些拌面就着辣椒酱吃。他笑着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天傍晚，他给我发来一段微信视频，视频中他把车停在一片建筑工地的外围，周边七七八八长着野草，他在露出的黄土地上铺开瑜伽垫，用卡式炉烧水，煮了一些燕麦和螺蛳粉，并配音说 “这个搭配味道好极了”。

　　吴之峰和其他骑手 “露宿街头” 或者寻找安静时刻的故事道出了许多外卖骑手在疫情期间的共同经历，他们一方面受到空间上的管束，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的、不被管控的空间，尽管这样的空间有时会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我时常在晚间写作的时候禁不住想，此时吴之峰和他的骑手朋友，不知道又睡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聊什么，又在担忧什么。很明显，骑手诸如此类的空间流动并不符合主流意义上城镇化的要求，它也很少与城市中的居民发生交互。骑手的露营之地多是地下通道、天桥走廊、工地或者市郊荒地等少有人驻足的地方，他们不希望被打扰，也不希望被管理。这样的区隔，与其说是被动形塑的结果，倒不如说是骑手主动创造空间的过程。这既是一种谋求生计的探险，也是生命历程中丰富自我的体验。

　　上海爆发疫情后，日感染人数破万，很快进入了封闭管理。虹口区被列为重点封控区，所有居民居家隔离，不得外出。这可急坏了赫小川。他是虹口区一个外卖站点的站长。区域封闭执行得十分迅速，当时他正好人在站点，当即就被要求就地隔离。赫小川就这样被封在站点里面。周边有疫情的小区逐渐多起来，封控管理使越来越多的骑手无法送餐。到了 3 月底，整个站点彻底停滞，没有骑手可以上线跑单。中间有七八个骑手尝试申请通行证出去跑单，都因为小区先后出现病例而被召回。

　　赫小川独自一人守着昔日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的外卖站，有些发懵。忽然被封控在了站点，况且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他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第一步是解决吃的。他在杂物间找到一口小锅，想办法修好了许久不开火的炉灶，开始筹划一日三餐。周边社区陆续被封，商店关门，食物不好买，赫小川把一日三餐缩减成两餐，到后来变成一餐。由于没有太多厨具，面条和方便面成为赫小川的主食。过了一段时间，居委会开始每隔三四天给赫小川送一次补给物料，包括蔬菜、面条、口罩。赫小川逐渐放下心来，不再为吃食担心。

　　但是另一头，一个巨大的问题正在显现。作为站长，赫小川站点里的六十多号骑手陆续被封控，没法跑单。没有单就没有收入，骑手的吃住和生活维持成了大问题。尤其是对于站里刚开始干外卖的骑手，还没工作多少日子就赶上封控，没有收入，囊中羞涩，生计受到威胁，他们变得十分焦躁，闷在小屋里除了刷手机，不知道干什么。果然，封控不到两周，赫小川就收到了站里骑手的求助信息。有的给他打电话，有的给他发微信，还有的直接在微信的工作群里求他帮忙解决租金问题。赫小川知道站里兄弟们很难，只要骑手开口，他都会借钱，少则两三百，多则上千。不到两周，赫小川已经借出去了五千多。“没办法，非常时期，能帮一点算一点”。

　　在很多大城市，骑手的居住地与其说是一个稳定住所，不如说是一个临时寄居地。多数骑手的住处面积小、卫生差、缺少厨具，很难有什么空间来储备食物。他们把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跑单，吃饭也主要在外解决。住所变成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别无他用。也是因此，疫情居家隔离对他们来讲无聊却也充满了挑战，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在狭小的空间中排挤无聊和寂寞，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整日面对缺少餐食的内心恐惧。站点的另外一个骑手小胡，也遇到了食物短缺危机。

　　隔离期间，她接到公司通知，说有两家超市和一家药店急需骑手。由于她所在的小区疫情并不严重，符合外出跑单要求，吴晓苓果断报了名。小区仍旧实行封闭管理，只进不出。所以，公司安排她与另外报名的骑手住在临时租用的一个培训学校里。培训学校上家公司的租赁期已到，当时空置。外卖公司与地方政府商量了一下，将其改为骑手临时借宿点。这个建筑物共有三层，二层住女生，三层住男生，一层空着。一栋不太大的楼里上上下下塞了五十多人。根据情况，每个屋子住 2-4 人，符合外出跑单要求的骑手自带被褥、自负餐食。离开家的时候，吴晓苓带了一套被褥、一点洗护用品和一口煮面的小锅。住进临时宿舍，吴晓苓发现屋子很小且闷热，住在里面让她觉得头疼，所以她不愿意待在那里，一有机会就出去跑单。“现在整个宝山区，就靠我们这五十多个骑手。” 吴晓苓心情复杂地说。

　　一个刚从成都跑来上海打工的 19 岁骑手，在疫情期间，除了外出跑单，每天下午都会坚持在小区做义工，他说，“挣钱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互相帮助”。毫无疑问，即便所来之处是临时的生存空间，做义工的这位外卖骑手仍旧带着自己的责任感和行动力。疫情防控的共同困难让一些骑手更加积极而努力地融入到城市服务中。送单服务和城市生活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联结，这种联结感随即转化成了他们的自豪感，即当大多数人无法走上街头之际，骑手的流动劳动能够帮到很多人，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上海疫情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与调研小组希望一起记录下这一特殊时期的骑手劳动。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回头观望骑手的区隔劳动时，仍旧能够记得，疫情如何短暂地成为外卖骑手融入城市和社区的催化剂，让他们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