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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天津法律史学会本年度学术年会。在此之前，曾参加过侯欣一会长在海河之滨和保定两地成功举办的全国法律史年会，令人难忘至今。这是第一次参加天津市法律史学会的活动，也是第一次来到河北工业大学人文和法律学院。会是天津的会，但严格说办会单位又是河北的一所高校。这无疑表明了天津与河北两地高校交往的密切。本次年会主题是“传统法文化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围绕天津红色法治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等话题交流探讨。按此要求，我以天津现代法学早期起源的有关话题，略陈管见。除了议题要求，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还是因为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现代法学资源的时间早、内容丰富和特色突出。

　　再比如北洋法科的设置与撤销方面的问题，与近代中国初建大学制度的探索和实践有关，深度牵涉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及在塑造北大过程中对北洋办学的影响等问题。为什么天津设立大学总是遭受到北京教育当局的折腾，只要稍微翻看一下北大校史、民国初年大学设置调整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就会不由自主的提出这个问题。还有，撤销北洋法科时，北洋大学的赵天麟、冯熙运等校领导，都是北洋早期法科毕业，留学美国的法科专业人士。那么在撤销北洋法科时，他们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专业、怎样看待北洋法科的办学成就和前途命运，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办学终于实现了从“学院”到“大学”的奋斗目标，实现了李书田“忝院改大”的宏伟规划，但为何法科长期发展迟缓，直到孙佑海执掌天津大学法科并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取得惊人的成绩。

　　关于北洋大学的法学教学模式，有的材料不加时间界定，只说是宗美国法，要么笼统含混地说英美法。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王宠惠毕业证书上的科目名称，便可推知，北洋法科最早讲授的是英国法，非美国法。王宠惠毕业证上明白无误地记载着“英国合同法”、“英国犯罪律”、“英国”、“田产易主律例”等大量英国法课程。这与北洋聘请的第一位法科教师来自英国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直到近年来陈立教授悉心考证，才正确解释了北洋早期教学模式的真实情况，他特别考证出北洋第一位法科教师英人艾默斯受聘北洋的前后经过。

　　还有就是北洋法科的教材。《中国历代法制考》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北洋大学唯一的法科教材。教材是民国初年北洋大学校长徐德源（1912年2月至1913年3月任职）在孙大鹏等人协助下编印的“北洋大学校讲义”的一种。清末民初，中国法正从清律向新法转型。京师法律学堂的《大清律例讲义》、青岛德华学堂的《经义亭疑》和北洋大学的《中国历代法制考》，这些都是转型时期中国法的讲授教材。其内容体例，对于研究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发展都有重要参考意义。那么除了这本历代法制讲义，北洋大学还有没有其他法律科目讲义，有待继续挖掘。

　　三是从天津工商、津沽大学到天津师范、河北大学。几经周折，最终于1921年由法国耶稣会士创办的天津工商大学，是天主教继震旦之后在华办的第二所天主教大学，后来天主教又于1927年办了北平辅仁大学。历经天津工商学院（1933年）、津沽大学（1948年）、天津师范学院（1952年），天津师范大学（1958年）、河北大学（1960年改名）、1970年由天津迁保定。是一所百年老校。学校脉络清晰，相沿不断，时间上天津和保定各占其半。这个学校开设的商业科，有很多涉及民商法课程，学校也曾在1939年开设过法科，但不久就中断了。但这个学校一直有法科师资，商事法也是教学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商科主任和图书馆长法国人田执中（Fr. Thery），翻译了大量中国民商法，1930年前后他翻译的中国法就有《保险法》《海商法》《公司法》、民法亲属编、继承编、《土地法》《民事诉讼法》《民事调解法》《行政诉讼法》《法院组织法》以及这一期间公布的最高法院民事判例和解释例，此外他还写过两本关于中国民法的法文著作。他对中国民商法的关注和研究，应该和大约和当时在华担任法律顾问的法国法学家宝道和爱斯嘉拉有关。

　　这所大学值得关注，有三大特色，一是镇校之宝《坤舆全图》，二是中国史前文明研究与社科研究，成就瞩目。法国生物地质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对华北和亚洲的人文、地理、地质、气象和动植物的野外科考和实证研究，以及他们创办北疆博物院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史前文明研究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裴行化（H. Bernard）关于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侯仁之、齐思和、孙家玉、刘迺仁、方豪等关于中国社会地理、历史、政治、教育等都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三是田执中等教师的比较民商法研究，包括中国民商法的外译本和对中国当时民商立法的研究著作等。

　　1921年6月三校合并在灵雨寺旧址办学，不久又并入因火灾大伤元气的天津私立法政学校，学校设文法农医四科，各科设学长主持学务。1923年法科学长吴扶青创办法律研究社，1928年余同甲任法科学长，努力恢复研究社。1928年训政后经费稍裕，教学设施有所改进，添了铅印机印刷讲义，添设了“拟制法庭”、“假国会”（模范国会）为学生实习之用，通过征文编刊带动学术研究，编辑出版了《法学月刊》，于1929年4月15日创刊发行。5月出版第二期，但不知断在何时。法科教员还有秦烛桑（行政法兼刑诉）、郁嶷（国际法）、杨琦（商法）、耿光（商法）、左宗纶（国际法）、焦焕琨（法医学）等教授，以及王任（拟制法庭助教）、刘尚贤（研究社编辑员）、刘文彬（研究社副主任）等年青教师，都是当时才学出众颇具相当业绩的法学专家。